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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成律师团:气枪案件新变化,审判辩护有空间

发布时间:2018-04-17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法释〔2018〕8号,以下简称《批复》),对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问题做出了新的认定原则,完善了《批复》前仅以枪支数量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相关司法解释,《批复》自2018年3月30日起施行。该《批复》的出台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本文将结合实践对该《批复》及理解与适用进行解读,与大家共同探讨该文件在未来可能对相关案件审判以及辩护所产生的影响。

  一、出台的背景

  《批复》出台前,司法机关针对涉气枪案件的定罪量刑主要依据2009年11月16日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涉枪解释》),根据《涉枪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2支以上的,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10支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根据《涉枪解释》第五条的规定,非法持有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2支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5支以上),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涉案气枪是否构成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枪支则是依据公安部2007年发布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和2010年《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上述文件规定对于不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枪支,“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由于上述司法解释和规定对于枪支的认定以及定罪量刑标准过于机械,在2015年的四川少年网购仿真枪案和2017年天津大妈气枪案相继发生后,上述标准是否应当修改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一件件的气枪案件一次次地刷新了公众对枪支、弹药的朴素认知,也让立法者与执法者倍感舆论压力。

  2017年5月8日至9日,各级法院的刑事审判庭陆续接到内部通知:凡涉及枪支鉴定的刑事案件,尤其是对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仿真枪”“玩具枪”等有争议的案件,尚未受理的,建议暂缓受理;已受理的,暂停审理;已经审理终结的,延期宣判,等待新规定出台、明朗后再继续审理。时隔近一年后,经两高审慎研究,《批复》终于出台,《批复》虽然仅有短短两条内容,但是改变了过去仅以枪支数量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局面,结合一同发布的《理解与适用》,我们认为将会对今后该类案件的审理和辩护产生新的重大影响。

  二、《批复》对于相关认定标准产生的变化

  1、与此前的猜测不同的是,新出台的《批复》并没有重新定义“枪支”。

  在“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引发大量争议之后,外界猜测新的司法解释对枪支的定义可能会恢复到2007年以前相对科学合理的“干燥松木板标准”。

  然而,最新批复并未恢复07年以前的标准,也没有否定07年、10年标准,更没有给出新的认定标准,而是直接回避了该问题。《批复》仅对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调整,给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

  2、对“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涉枪案件的定罪量刑增加了较多的考量因素。

  《批复》规定,除数量外,还应当充分考虑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涉案枪支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所和渠道、价格;二是涉案枪支的致伤力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三是涉案枪支的用途和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即突破了唯数量论、唯客观对象论的不合理限制,一定程度上为法官的变通处理提供了较大空间。

  3、关于主观认知、动机、目的的变化。

  关于走私枪支的行为过去一直存在“客观归罪”的问题,主要是因为2002年两高和海关部署颁发的《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走私解释》)第六条“关于行为人对其走私的具体对象不明确的案件的处理问题”规定:“走私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具有走私犯罪故意,但对其走私的具体对象不明确的,不影响走私犯罪构成,应当根据实际的走私对象定罪处罚。但是,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因受蒙蔽而对走私对象发生认识错误的,可以从轻处罚。”

  《批复》出台后,明确要求“坚持主客观相统一”,防止“客观归罪”。改变过去“只要涉案枪支经鉴定认定为枪支即追究刑事责任,而对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涉案物品系枪支置之不顾。”的做法。“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要求,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要根据在案证据对行为人主观明知作出准确认定,对于不能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涉案物品系枪支的,不认定为犯罪。”

  三、《批复》对于今后审判和辩护产生的影响

  (一)对审判而言,《批复》放宽了自由裁量的空间,必将考验审理者的裁判智慧。

  1、新增的考量因素突出对个案的不同把握,主观色彩较浓。

  首先,虽然对于涉案枪支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所和渠道等因素不难查清,但是具体个案的情形不同,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其次,对于致伤力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的因素,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在裁判者普遍缺乏相关知识的情况下,很难对上述因素有清晰准确的判断;再三,对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等因素,在缺乏被告人口供的情况下,对裁判者而言更多时候需要借助“内心确信”这种带有浓重主观色彩的方法来判定事实。

  2、何为“枪口比动能较低”没有规定具体数值,需要结合个案自行判断。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批复》针对的对象并不是所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而“仅对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调整,对于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以及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但枪口比动能较高的枪支的案件,仍然适用《涉枪解释》和《走私解释》的标准不变。也就是说,《批复》仅对“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气枪案件有效,但是《批复》又没有规定“枪口比动能较低”的具体数值。《理解与适用》对此的解释是:“在《批复》起草过程中,对于是否应当明确“枪口比动能较低”的具体数值,存在不同认识。经慎重研究认为,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的案件情况非常复杂,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需要考虑枪口比动能这一重要因素,但更须根据案件情况综合考量。在此背景下,如对“枪口比动能较低”的具体数值作出规定,恐会导致对具体案件的处理陷入“一刀切”的困境,不符合《批复》所确立的综合考量精神。”

  由于没有规定具体数值,可以预见,同一数值在不同案件中或不同法官手中必将产生不同的判定结果。何为“枪口比动能较低”必将是一个重要的争议点,需要法官运用裁判智慧综合考虑平衡。

  综上,《批复》的出台无疑为裁判者对该类案件的裁量增加了更多主观因素,对于在相关证据和知识不具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如何形成“内心确信”提出了新的难题。

  (二)对辩护而言,《批复》扩大了辩护空间,但不尽乐观。

  《批复》避免了过去“一刀切”的做法,提出了很多原则性的认定意见,为律师辩护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但同时也对辩护工作提出了新挑战。

  1、创设了更多争议点,扩大了辩护空间。

  第一,关于“枪支”认定以及追责数量的争议。

  此次《批复》对于枪支的认定不再唯“1.8焦耳/平方厘米”论,对于达到该标准的仿真枪支案件是否该追究刑事责任,还需考虑枪支的“枪口比动能较低”、外观、材质、发射物、致伤力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的因素,而上述因素均没有统一的标准,具体到如何确定枪口比动能较低,致伤力在什么程度确定大小,何种情况是易于改造提升致伤力等均没有统一的认识,上述要素在定罪量刑时可以放开讨论,必然成为庭审的争议焦点。

  第二,针对行为人主观认知、动机、目的的辩护空间。

  新《批复》及其《理解与适用》明确要求“坚持主客观相统一”,防止“客观归罪”。改变过去“只要涉案枪支经鉴定认定为枪支即追究刑事责任,而对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涉案物品系枪支置之不顾。”的做法。明确了对于不能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涉案物品系枪支的,不认定为犯罪的基本原则辩护律师过去一直无法逾越的难关终于出现了缺口,必然不会轻易放过。现阶段,涉案枪支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所、渠道、主要用途均可以成为犯罪嫌疑人主观上缺乏“明知”认知的辩护要点。可以预见,今后在涉气枪案件,特别是在走私枪支案件中,当事人主观是否明知是枪支,必将会成为犯罪嫌疑人构罪与否的重要辩点。

  例如,曾被广州日报、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的香港大学生走私气枪案,团队律师二审接手后,收集并提交了大量能够证明当事人对走私对象主观上缺乏明知的证据材料。在《批复》出台前,广东省高院承办法官虽然没有否定辩护律师的观点,但是囿于《走私解释》的硬性规定,无法自由裁量,最后只能将该案呈报最高院请求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现在,《批复》的出台无疑将赋予承办法官更大的裁量空间,无须通过呈报最高院就可以获得罪责刑相适应的量刑结果。

  2、辩护工作不尽乐观的新挑战

  尽管《批复》的出台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总体上是一个利好消息,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涉枪案件的辩护都能达到预期结果,挑战仍然存在。

  第一,《批复》仅是缩小了打击面,将部分类似天津大妈气枪案中达到1.8焦耳/平方厘米的低价、市售的塑料玩具枪,以及以收藏、娱乐为目的持有、购买的仿真枪排除在外了。对于类似深圳、广州等口岸城市常发的有组织的走私、买卖口径较大的仿真枪案件,未必能够通过该《批复》取得预想的辩护效果。毕竟,从枪支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所和渠道、价格等来看,这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很难说不大。

  以我们团队正在办理的粤港大型走私武器、弹药案“使命2017-7专案”为例,在《批复》出台后团队主办律师第一时间与承办检察官取得联系,沟通交流意见。检察官以本案是有组织的跨境走私为由,认为本案不适用《批复》列举的情形,故仍以数量和口径作为衡量情节轻重的标准进行起诉。可见针对具体个案,能否使用《批复》仍存在争议,辩护难度依然存在。

  第二,标准不统一、法官自由裁量权变大,律师辩护意见易被反驳。虽然《批复》对气枪案件的定罪量刑不单以数量论,增加了其他考虑因素,但如前所述实际上缺乏一个客观的统一标准。同一案件情况,律师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得出的结论,很有可能和检察官、法官的观点不一样,那么此时,律师想要对检察官、法官挑错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谁也不可能声称自己掌握了真理,而法官是最终的裁判者,在其自由裁量的范围内辩护律师的不同意见很容易被反驳,特别是律师在做无罪辩护的时候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综上所述,《批复》虽然已经出台,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长期积压的涉枪类案件的审理不会迅速解冻,毕竟对法官来讲缺乏可供参考的实践经验,破冰需要勇气与智慧,可能更多的人会观望一段时间再行动。总而言之,对于辩护而言该《批复》整体上是利好的,刑事律师应该好好学习领会《批复》及其《理解和适用》的精神,抓住一切有利机会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做出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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